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请材料。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偏远地区的大学。这与美国的精英学生集中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的情况非常不同。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源逐渐集中化，从原来的“遍地开花”，变成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少数几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对变化背后的逻辑愈发好奇。

1973年，李中清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被周恩来特批的三位华裔后代之一，在复旦大学体验中国的“革命”。

和任何一个成长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青年一样，李中清反对越战，因参加耶鲁学生运动被抓，厌烦冷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当时正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有着天然的好感。

来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革命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劣势，由于语言不通，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态度很硬，很硬地压我，我有一点反感。”

另外两位华裔后代回国后均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但李中清没有。或许是从小受父亲影响，在思考问题时，他明显有一种理科式的严谨和注重证据的习惯，因此情绪上的感受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了李中清研究的一个发端。而他对高考的关注，在1998年迎来了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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