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女人

一位史学界的前辈，曾对我说，他准备写一本《性与中国皇帝》的书，专谈皇上的性事对政治的作用。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这方面的事例，在中国皇帝中不胜枚举。

张贤亮先生的大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失为一部名著。借用他的题意，则性事与爱情的演绎，女人与男人两相吸引，都不可或缺。政治与性，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皇帝那里，却变得密不可分了。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不仅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性的主体。这两方面，他都可以为所欲为。就说朱元璋吧，在政治上，他在统治初年诛杀多位大臣，甚至居功至伟的开国元勋，也难逃厄运。在性事上，他娶老婆上瘾，皇后与嫔妃四十多个。这些女人，有的是部属的女儿，有的是对手的爱妾，有的来自民间，有的贡自番国，可谓品种齐全。我们常常感叹，后宫佳丽红颜老去，熬成黄脸婆了，也没有机会侍奉圣上。但朱元璋不是这样，嫔妃们隔不多久，就会得到他的“亲御”。因此，他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还有十六个公主。这么高的产量，不仅在明代，就是在历朝皇帝中，也是高居上游。

曾有一位学者说，做爱对于皇帝来说，是精神放松的最好方式。因为，政治太残酷，皇帝的压力太大，故把做爱当成政治的瑜伽。这观点乍一听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亦不尽然。因为皇帝除了像宋徽宗、钦宗以及明末思宗这样为数不多的倒霉蛋，的确处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大多数的皇帝，都始终保持着“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决不可负我”的显赫。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导致他们丧失忧患意识。政治与性事，都被他们看成是游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应是明正德时期的武宗皇帝。他一生好巡游，凡所到之处，无论是宣府、榆林、扬州和南京，“民女为之一空”，这里头既有未嫁的少女，也有风姿绰约的少妇。

常言道国家国家，国就是皇帝的家。换句话说，国事可称为皇帝的家事，而皇帝的家事亦是国事。因此还有一句话：“天子无私事，宰相无小事。”在明代，皇帝的家事如娶皇后、封嫔妃、立太子等等，往往酿成重大的政治事件，引起皇帝与大臣的尖锐对立。

若要探讨皇帝的情感生活，则基本上可用“先结婚后恋爱”六字概括之。因为皇上选老婆，是一件重大的国事，都是由礼部主持，司礼监的宦官参与，依据既定的非常苛刻的条件在民间征选，层层筛选至极小的范围(大约在二十人左右)，再题请皇上的生母或嫡母亲自目试与口试，从中选出一个正室(即皇后)，多名侧室(即嫔妃)。皇上结婚，也不是一对一，而是同时和一群女人结婚，即一个皇后与多名嫔妃。

因为这种特殊的婚姻制度，导致皇宫内的女人，一代又一代，进行着无穷无尽的“窝里斗”。盖因皇宫佳丽成百上千，但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这个男人不仅能给她们带来肉体的快乐，更能给她们带来精神的慰藉与俗世的荣耀。所以，为了争宠而进行的女人间的战争，其残酷的程度不亚于男人们进行的政治纷争。男人的尔虞我诈，女人的勾心斗角，都是把迫害与自卫上升为一门艺术。事实上，任何一种动物，只要激发它的攻击性，都是非常可怕的，人不例外，女人也不例外。骆宾王在《讨武氏檄》中，骂武则天“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是书生之见。试问一下，蛾眉如果不能惑主，她能在后宫的三千粉黛中脱颖而出吗？

这种脱颖而出的女人，不仅要美丽，而且要有智慧；不仅要千娇百媚，还要心狠手辣；手中不但握有令君王愉悦的消魂散，更有让对手无法逃脱的八阵图。这样的女人并不很多，武则天、慈禧太后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两位。在明代，出过两个非常歹毒的女人，一个是宪宗皇帝宠爱的万贵妃，一个是熹宗的乳母客氏。至于“母仪天下”的女人，也出了好几位。她们不似武则天、慈禧那样玩男人于股掌之上，也不像万贵妃、客氏那样让所有的女人花容失色。这一类女人的代表，应数隆庆皇帝朱载垕心爱的女人李贵妃。

长期固宠：李贵妃的过人之处

关于李贵妃，《明史》有传，但记载甚简。中国的史书，历来重男轻女。虽然太后、皇后都有传(贵妃还不一定有)，但只记其姓，不记其名。在野史的记载中，这位李贵妃叫李彩凤，漷县人。父亲李伟是位乡村的泥瓦匠。家乡遭受虫害之后，李伟携家带口到北京城里谋生。

京城居大不易，何况这样一位流民。李彩凤随父来京时，只有十二岁。三年后，生活无着的李伟，将李彩凤送往裕王府，当一名使唤丫头。可以说，这是泥瓦匠李伟一辈子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件事，他一生的荣华富贵从此开始。

裕王朱载垕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皇长子和二子早夭，他按序成为皇位的接班人。成年后被封为裕王，离开紫禁城别赐王府居住。

世宗一生笃信道教，身边永远有一帮道士环绕。他每日斋醮，以期长寿。道士陶仲文(后来升至礼部尚书)深得他的信任。陶道士告诉他长寿的第一要诀是“二龙不得见面”。他深信不疑，去世之前的十几年，从来都不肯召见儿子们。他害怕小龙克老龙，影响自己的寿命。在那些年头，裕王很痛苦，甚至心惊胆战。见不着父亲虽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大的担心在于世宗的乖戾多疑。作为儿子，可能的皇位继承人，裕王得不到父亲的慈爱和肯定，因此他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裕王的特点是喜欢酒和女人，这是逃避政治的两个最好的选择。关于他是如何喜欢上李彩凤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只知道，李彩凤进入裕王府邸时，裕王已有了正室陈王妃。陈王妃为裕王生过一个女儿，不久就夭折，从此再没有生育。对于裕王的拈花惹草，陈王妃比较能够容忍。在古代，河东狮吼只限于民间。在皇宫，女人不能干涉皇帝的性事，为了博取皇上的欢心，女人中的“至尊”只能动用自己的威权背着皇帝惩治那些企图邀宠的女人。而地位稍低的女人则要尽量避免强势女人的制裁，而让皇帝成为爱情的俘虏。

李彩凤打从走进裕王府，似乎就得到陈王妃的格外提携。历来宫女与王妃的关系，是老鼠与猫的关系。但她们两人不是。这大约是因为陈王妃生性贤淑，能够宽恕待人。而李彩凤聪明伶俐，有着屈己奉人的高明。她很快被陈王妃安排到裕王书房里当一名答应。这是一种级别很低的丫环，负责料理纸笔墨砚并在裕王读书时陪侍在侧。

像裕王这样的天生龙种，永远都不会缺少女人。珍馐百味罗列在前，先是垂涎欲滴，继而胃口全无，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在这样的男人面前，女人要想讨得他的欢心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李彩凤却做到了长期固宠，仅此一点，就证明她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女人。

她进裕王府的第三年，就为裕王生下第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成为神宗皇帝的朱翊钧。两年后，她又为裕王生下第二个儿子，即是后来的潞王。凭着这两个儿子，李彩凤由一个卑微的宫女晋升为才人。裕王登基成为隆庆皇帝后，陈王妃被晋封为皇后，李彩凤则晋封为皇贵妃。

穆宗在位六年就去世，死时只有三十六岁。在明代十几个皇帝中，穆宗既不像太祖与成祖那样雄才大略，也不像武宗、世宗那样颟顸拔扈。他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但庸而不昏，于政事不走极端，故很少处罚大臣。但是，他毕竟因为沉湎酒色而英年早逝，这一点，对李贵妃刺激很大。

穆宗死时，李贵妃只有二十八岁，她儿子朱翊钧登基时只有十岁。朝廷进入到“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

如果时光倒转，回到1572年旧历五月，我们就能看到李贵妃牵着十岁的儿子住进乾清宫时紧张的表情。丈夫去世了，她感到悲痛；儿子当了皇帝，她感到欣喜。但儿子太小，国家又那么大，政事又那么烂，无不让她萦心。

今天，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祖母级的女人，还在扮嫩，还在想表现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姿容。殊不知当年那位正嫩着的李贵妃，突然经历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骤变之后，一下子变得苍老，这苍老不是表现在容颜上，而是表现在心灵。

因为没有机遇，许多人潜藏的才华一辈子都不可能展现。别人讥他庸碌，他自己也承认庸碌。如果穆宗迟死十年，李贵妃的政治才能恐怕永远都不会有释放的机会。

李贵妃的直觉政治

男人的政治凭经验，女人的政治凭直觉。李贵妃虽然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从政，即便儿子登基后，她也没有动过垂帘听政的念头，但在儿子登基的第一个月里，她的确起到了“摄政”的作用。

在那一个月里，她做了两件事：第一，撤换司礼监掌印太监，将孟冲换成了冯保；第二，撤换内阁首辅，将高拱换成张居正。

明代的朝廷，有内廷和外廷之分。内廷为太监，外廷为文官。内廷二十四监局，总控于司礼监；外廷九大部院以及全国各级衙门，总控于内阁。因此，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内阁的首辅，有内相、外相之称。这两个人，一个掌管皇上的家事，一个掌管皇上的国事。用对了人，内外和谐，政事顺利。用糟了，则阴阳失调，泰去否来。

孟冲与高拱，均是穆宗信任的老人。孟冲是厨师出身，文化不高，歪门邪道的事儿也不多，缺点是死心眼，心中只有穆宗一个人。皇上要找女人，他不遗余力，因此李贵妃不喜欢他，认为皇上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高拱，是一个既有资历名望又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优点是为政清廉，做事勤勉，且敢作敢为，每有革新除弊之举，上下称快；缺点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从隆庆元年入阁，就一直与同僚搞不好关系，一连五六个阁臣都被他排挤走了。最后，连自己的政治盟友张居正也不放过。所以，到穆宗去世时，他在内阁虽然一手遮天，却成了孤家寡人。

大凡为官之人，在权力更迭之时，莫不谨言慎行，先图自保，再求发展。高拱自恃是两朝老臣，不但是穆宗的老师，又临危受命，成为新皇帝的顾命大臣，因此在新皇帝面前，摆出太师的架式，尽管他提出的建议无可挑剔，但因为过于严肃，脸色不大好看，故让十岁的小皇帝害怕。他犯的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与冯保结怨。

冯保在宫内的时间，比高拱入仕的年限还要长。论资历与经验，他都在孟冲之上。穆宗登基后，先前的司礼监掌印陈洪退休，选拔接班人时，高拱推荐了孟冲而没推荐冯保。其时孟冲只是御膳房的管事牌子，而冯保已当了十二年的司礼秉笔太监并兼东厂提督，地位仅次于陈洪。让他接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高拱大约看出冯保是只“笑面虎”，城府太深不易驾驭，这才力荐平时与自己关系颇深的孟冲。穆宗对高拱言听计从，孟冲顺利当上“内相”，冯保自此对高拱产生了仇恨。

神宗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

十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留下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

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六十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将母爱融入政治的聪明女人

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

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有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

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居正持严。两相配合，国事家事就显得井然有序。

关于万历新政，史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

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穆宗的两位遗孀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责任，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

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一直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对陈太后奉事惟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对陈太后依然奉事惟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能这样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

李太后对陈太后的尊敬，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对待自己的儿子神宗，她却管教极严。儿子登基的头几年，她将国事托付给张居正，而让儿子以读书为主。

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神宗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

由于管教极严，神宗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母子间曾发生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神宗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神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与客用，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神宗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轻佻。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客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神宗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神宗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消神宗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神宗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事件，可看作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

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敏感的话题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十八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朱翊钧二十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神宗便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神宗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即使互相倾慕，也决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蓄意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近三十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地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奥援而心情沮丧。

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