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孔子是知名度仅次于耶稣的圣人。尤其在日本，孔子的粉丝们更是比比皆是，记录他老人家思想精髓的《论语》更是被捧为“宇宙第一书”！最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民充分把论语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创造了很多的谚语，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莫过于“读论语而不知论语”,用来讥讽那些死认书本、不重实践的书呆子。通常，在自大的日本人眼里，孔子这类圣人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周总理却是个例外，许多日本人被他质朴的人格所折服，把他看成是与孔子、耶稣这些先贤们同样伟大的圣人。用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太平的话说：他从小就在寻找像孔子、释迦和耶稣那样伟大的人，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结识了周恩来总理，他最终认定周恩来正是他所要寻找的圣人。

周恩来总理生前非常喜欢一本书——《中庸》，这部儒家经典的核心是教化人们应该做到四个自我：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型人物。要做到这一点，“诚”是基础中的基础。那么什么是诚呢？儒家的解释是诚者，物之始终，不诚不物，天道与人道相通，故修齐治平亦必以“诚心正意”为始基，在“诚心正意”上下功夫，做到以诚感人。

周总理出身书香门第，修身养性是人生的必修课，他平生最推崇的就是一个“诚”字。早学生时代，周总理便以诚实待人行事，自勉自励。无论是谈吐间，还是纸笔间，他都努力做到“无丝毫假借，无智利相扰”，以诚待人，塑造完美的人生品格。

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周总理总结出了一条人生座右铭：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在他看来，“诚”乃人固有之天性，而“欺诈”不过是后来养成之恶习，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虽然欺诈私曲之徒比比皆是，为争霸窃权纷攘角逐，但未有以作奸欺世之术能范围世界、统领人心者。相反，“诚”则能够感动万物，包容天地。周恩来自己信奉以诚待人的原则，不虚与委蛇，不文过饰非，许许多多与他交往过的人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为他的品格所吸引。

在中美历史上著名的“乒乓外交”中，周总理的真诚曾经打动了不少美国人。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嬉皮士。周恩来在接待他们时，科恩出人意料地征求周总理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总理没有回避，很坦然地说：“在许多国家里，一般地说，青年人总是对他们的长辈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应当让他们有寻求真理的自由，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接着他又补充说：“靠近人民，就不会走错路，但是如果你发现走错了路，那就要及时回头。”周总理的话没有一丝做作，这番坦诚真挚的回答立即赢得美国客人的现场鼓掌。

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对周总理的人格赞叹不已。他曾这样评价说：“在我们访华的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赫鲁晓夫的高谈阔论是多么装腔作势，而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又是多么平易近人。其实，赫鲁晓夫的吹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卑的心理；周恩来机警的自我批评则是自信心充分发展的明显表现。我知道，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但在事实上，这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的绝对优势坚信不疑。凭借这一优势，他们总有一天会战胜我们和其他人。”周恩来非常反感虚伪奸诈之徒，他认为蒋介石就是这种人。蒋不仅言而无信，而且专靠玩弄权术起家，他用人喜欢“奴才”，维系队伍不以诚孚众，而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用一个牵制另一个，互相提防，互相掣肘，以求“平衡”和防止异端。所以蒋介石虽然能在表面上形式上维持内部的统一，但实质上他们之间是各不买账，各怀鬼胎，平时口角相参，遇事互相推诿，这样当然“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